- A+
我对端午节的认识是从吃开始的。在时间概念上最早对一年中的三个节日有突出印象，都与吃大相关联:春节、端午、中秋，这三个节日，春节绵延持久，因而可以静心享用高油大脂，让牙齿舌头味蕾肠胃细细过足瘾。端午、中秋，日头东起西落一个滑行，转瞬即逝去，食欲刚打开，接着却是巨大的空落，被悬挂吊起……终被风化无迹。因而这体验，弥显珍贵。那时侯，我们不习惯叫三个节日的官名，而是另呼其别名——过年、五月节气、八月节气。
记忆中，过五月节气前一天，生产队上总有某家某户，伙约隔壁邻居、亲一门子和要好乡邻，把自家养的猪杀了，把肉分着卖出去，钱可以先赊着不着急收。约定之后，这一家卸下自家一扇门板，请来杀猪匠，喊一众人将猪按在门板上，杀猪匠一刀捅进喉咙至心脏，抓过脸盆放刀口下，接过半盆带沬的血，猪终于四腿伸直，躺在门板上再也不哼哼。老爷子早一旁架起烫锅，火光映红笑脸。水冒小泡儿了，杀猪匠伸手往水里一潦，说可以了。然后吹捶烫刮剖一阵忙活，黑猪大变白肥美。自家与乡亲，按前面的约定的数量，多个斤半儿也行，砍下一绺，麻绳一拴绾个扣，大人拎上，娃儿跟上，摇摇摆摆走回去。那是第二天中午最美的念想。
从一早上舌头就交好运了。鸡蛋鸭蛋单煮或混合煮，一人一枚，蒸的大馒头不限量，还有煮熟的大蒜也不限量，小孩们往往抢先择走独蒜，肉多。至于中午怎么吃的反而不记得了。
那年月，村里的小伙子长成人了，姑娘们也长大了，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却很少有自由恋爱的（如果有一定是惹人注目的另类），大多听从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同村里结亲的也不多。邻村的，或十里二十里更远的村，经媒人介绍引见，姑娘家瞧中小伙子，小伙子家瞧中姑娘，王八瞧绿豆——各看对眼后，就定亲。定亲后，节气来了，小伙子要到姑娘家接姑娘过节气，且要带上一份厚礼，必须的。这份厚礼中必然有一绺猪肉，家乡土话叫肉吊子。肉吊子在五斤以上为宜。多出了，说明男方大方实诚；少了，也就落个小气鬼的名声。过细的女主人，要悄悄用称把肉吊子称上一称。
有姑娘的家，过一个节气可以拥有两块猪肉，以后的日子就香了许多。
1984年，我家就有了这个幸运。我的大姐19岁交20岁，到了说婆子(家)的年龄。4月份，媒人的引见加上全家人群策群力，相中一个大他1岁小伙子。奶奶活着的时候喊赵家相公。五月节气前一天，赵家相公来接大姐过节气。让当时的我觉得新鲜的是，还带了一份礼。不仅带了一份礼，还附带一竹篮西红柿。
西红柿大的像拳头，红得像舌头，比舌头色泽明亮。我从未见过如此大、如此红的西红柿，更不用说吃过。那年月，记得也有乡亲在菜园种西红柿，但长不到这么大，这么红，早就提前偷偷走进了我们干瘪的胃，填充我们饥饿的童年。拿一个洗洗，咬一口，味道好极了！在心里惊叹，原来西红柿是这种美妙的尤物。一口气吃了几个，记不清了，绝对超过十个。清楚地记得，那时候冒出一个念头，大姐换下这一竹篮子西红柿，一竹篮子西红柿换下大姐，物有所值。
把五月节气，与屈原扯在一起，并且知晓它的官名叫端午节，至少又是好几年以后的事了。这时候，我已不稀罕肉吊子和西红柿了。文化生长在物质里，物质丰富了才有文化。我明白了一句名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赵家相公为讨好我，邀请我去他家西红柿园里吃西红柿，多得很，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后来我真去了。果然像他说的，园子不小，他们村也就只他们一家种，也是个新鲜事。兄弟几个白天黑夜轮流看守，他们也不是随便地吃。赵家老二对我说一句话至今铭记:一亩园，抵十亩田。现在想来，可不是抵十亩田那么便宜。
第二年，大姐嫁过去。她和姐夫生活过得和和睦睦，以后有了三个外甥，小时候伶俐可爱，现在业已长大独立，成家立业过日子了。
但这中间，不知是哪一年，我心中忽然冒出一个念头，是赵家相公用一竹篮西红柿把我的大姐从我心里拐走了。这个念头至到今天，也挥之不去，我和谁都没说过。
?xml:namespa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