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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不能说秦穆公施行的就是德政；也不能以暴政对秦始皇一言以蔽之。
第二，古时的德政，另有所指，不是题目中理解的含义。
总之，德政或暴政，并非评价古代帝王成败之标准。
古时，德政指好的政令或政绩。
《左传.隐公十一年》云：君子谓郑庄公，‘失政刑矣。郑以治民，刑以正邪。既无德政，又无威刑，是以及邪。’
这是有身份有威望的君子评价郑庄公的话。大意是说，郑伯的过失，在于既无有效的政令引导，又无威严的刑罚规范，以致大臣不睦，发生了公孙阏在背后射杀了颍考叔的事情。庄公明知是公孙阏所为，但因其是有名的貌美俊男，深得宠幸，竟然不追究，而只是让军士们骂街，诅咒射杀颍考叔的人。
德之本义是登，即登高之登；音得，于是，德有了得之义。
古人认为，自然规律是道。道赋予万物的特性，是德，也是得——由道而得。所以，德与道不可分，是道之体现。
这种关系，老子表述得最清楚。其曰——
道生之，德蓄之，物行之，器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可知，德政，也就是尊道，即符合规律之政令和政绩。
后来，德义被引申，有了人伦道理之含义，这是常说的道德含义；再引申，又有了恩惠之义，如《尚书.盘庚》：汝克黜乃心，施实德于民。
德这种恩惠的含义，专用于君王。
那么，秦穆公是不是始终恩惠于民，可以用德来评价呢？
事实上不是。
从周孝王赐居犬丘之秦非子嬴姓，且分土为附庸算起，到秦始皇，秦国共三十八君。
秦穆公为第十五君，前659年-前621年，在位39年。
年头不短，但也不是最长。他之前的秦庄公在位四十四年，秦文公在位五十年；他之后的秦景公在位四十年，秦昭襄王在位五十六年。这四人都比秦穆公当秦国君的时间长。
有意思的是，司马迁的《秦本纪》里，对秦穆公是记述最详细的一个。如果对三十八个秦国君的记述算为十，穆公十占其三，将近占了三分之一篇幅。
只能有两种解释——一是秦穆公留下来的记载比其他君王更为详细；二是司马迁对秦穆公情有独钟。
很可能两种因素都有，但第二种可能是更主要的。
秦穆公在位期间，确实干了不少事情，但他对秦国事业，前大不过襄公将兵救周、文公伐戎疆域至岐；后大不过孝公变法革新、惠文南讨西征。
司马迁也承认，秦皇之前的六代秦王功绩最大，于是引用了贾谊《过秦论》的话说：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只敲扑以鞭笞天下。然而，他对六世秦王的记述，加起来都不如穆公多，很可能困于资料匮乏。
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实施的是从秦孝公开始的商鞅变法之政，有细节上的调整补充，并无大的改变，而且，从目前所发现的秦简看，秦在统一前和统一后，行政司法管理逐渐向注重细节和人性化发展。
秦为何统一了十五年便灭亡了，是一个综合复杂原因引起的单一结果，简单地归结为暴政所致，未免过于武断。
汉承秦制。
西汉政权建立后，基本上沿袭了秦统一后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和规制。所不同的，是在文景之治获得很好恢复成果后，汉武帝开始注重思想舆论上加强统治。
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在举贤良对策中，逐渐采用了董仲舒的谏议，即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董仲舒提供的，是杂糅道法阴阳家学说的儒家思想。
这一思想，为了证明汉王朝的合理性，突出了暴政亡秦论点，强调了汉帝王奉天法古的德政色彩。
道家，主张内圣外王。实际上，董仲舒的新儒学，作为汉王室的官方哲学，是在此基础上论述和强调德政的，其实质不过是内法外儒。
司马迁是董仲舒的学生，肯定深受老师影响。大概因此，他才不厌其烦地记述且夸耀了秦穆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