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历史不曾偏爱

——新中国简史与基本政治国情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多少国家和政权都没有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在兴旺发达、生机勃勃的延安,深受鼓舞的黄炎培老先生又隐隐感到一种深沉的忧虑。

但毛泽东很有信心,他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

上海解放时露宿街头的人民解放军

何时能回来?面对家乡遗老的问询,就要跑到台湾岛去的蒋介石凄惶地回答:三年吧。

但是,就在大上海解放的那一天,一位过去并不了解共产党的著名医生,看到满身征尘的人民解放军为了不惊扰市民而露宿街头,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宁愿血洒苏州河桥头也不使用重武器,他感慨万分,说道:国民党回不来了。

他说出了一个真理——新中国,是人民的共和国;代表人民并为人民所拥护,使她克服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和挫折,为一个古老的民族迎来了再度辉煌的明天。

一、新中国走过坎坷曲折的道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巨大成就

历史充满了偶然。

1945年,为了划分美苏两国对日受降的区域,五角大楼一位不知名的上校在朝鲜半岛划了一条没有任何历史或地理依据的界线——三八线,他未曾想到,五年之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与世界上第一军事、工业强国,竟在这里较量了几乎三年。

刚满一周岁的新中国令全世界刮目相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从此不仅是天安门城楼上领袖的呐喊,而且成为国际政治斗争中不可移易的事实。

包括毛泽东长子毛岸英在内的37万中华民族优秀儿女长眠在异国的苍松翠柏之下,推来移去的战线最终又回到三八线上。

对此,双方统帅的评论是戏剧性的——

克拉克将军说: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在没有打胜仗的停战协议上签字的司令官。

彭德怀则豪情万丈:西方侵略者只要在东方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几乎同时,新中国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在全国范围逐步建立了作为过渡形态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在农村,则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毛泽东说:战争、土改,这是中国人民要过的两个关。两关既过,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开始,古老大地霎时竖起了如林的塔吊。

156项工程,在那个时代几乎家喻户晓,它意味着许多国计民生所必需、而过去几乎是空白的新兴工业在新中国崛起,意味着现代工业开始取代了落后的传统产业,而居于国民经济的优势地位。四年之中,全国共建成一万个项目,工业总产值增长1.29倍,超过原计划20个百分点,1957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95亿吨,，比1949年增长近1/3。

那是新中国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一个沸腾得令人亢奋的年代。

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城市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也在鞭炮齐鸣中走向高潮。尽管昨天的资本家未必都心甘情愿地交出自己的产业,尽管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在今天看来快了一些,但无论如何,让一个剥削阶级在鞭炮中而不是在枪炮中自愿消失,在人类阶级对抗史上,恐怕是空前的。

1958年,一连串空前的胜利,使我们的政治局已经在认真地讨论:中国何时可以宣布进入共产主义了。

社会主义焕发了亘古未有的热情,却来不及学会如何制止狂热;而热情与狂热,如同真理与谬误一样,往往只有一步之遥。

1958—1977年,是一个充满艰辛和遗憾的探索期。大跃进的经济狂热、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狂热,使新中国付出巨大代价,本来已经缩小的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又被拉大了。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社会主义的真实面目,人们还远远没有认识清楚。

它的蓝图,诞生于马克思睿智的大脑中;但他没有,也不可能锻造一把万能的钥匙,为不同国度和民族开辟通向这理想境界的大门。

蹒跚学步的新中国难以避免地跌了跤。但唯其如此,当她爬起来继续前行时,她的步伐才格外稳健和坚强。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决定停止使用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几乎与此同时,在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18个默默无闻的农民也开了一个会,他们在大包干协议书上印下粗壮的手印,与那划时代的全会灵犀相通,遥遥呼应,一起吹响了改革的号角。

中国国情又一次显示了它独特的规律——几乎是重复着革命战争的轨迹,改革的浪潮从农村卷进了城市。中国城乡又一次沸腾起来,出现了国民经济大发展的崭新局面。仅在1984——1986年三年间,我国工农业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国家财政收入和城乡居民收入等五项重大经济指标,都比1978年陆续翻了一番(见下表)。

改革时期主要经济指标翻番情况

指标

1978年

翻番年份和总额

1979——1989平均增长

工农业总产值（亿元）

5634

10831（1984）

10.9％

国民生产总值（亿元）

3588

8558（1985）

9.0％

国民收入（亿元）

3010

7020（1985）

8.7％

国家财政收入（亿元）

1121.1

2260（1986）

9.1％

居民年平均消费水平（元）

175

406（1985）

6.9％

到1989年的11年，国民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平均每年增长9%,超过1953——1978年平均每年增长6.1%的速度,大大高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平均增长2——4%的速度。

这样,我们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目标的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基本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达到小康水平的目标,在12年改革开放基础上也已经有把握实现。历史充分证明:改革开放是我们民族的强国之路。

二、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民主是最充分最广泛的民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78页）政权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也存在于民众之中。

早在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就通过农民协会、工人罢工革命大会、市民代表大会等组织,使民众初步行使了应有的政治权利。以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工农兵苏维埃、解放战争时期各根据地的人民代表大会,则成为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雏型。这个制度,在1949年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首次规定,在1954年第一部宪法中进一步肯定下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行使当家做主权利的组织形式。

这样,解放前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的中国工人和农民,享有了最充分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选举代表他们管理各级政权的干部,也有权被选举而直接参加这种管理。就是说占人口95%以上的人,不分阶级和财产,不分民族和性别,都可以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和他们的代表制定法律,决定国家大事,决定国家领导机构的人事任免。

同是第一部宪法,美国1787年的联邦宪法还允许蓄役黑奴,允许奴隶主追捕黑奴,甚至允许黑奴进口;各州选举法还剥夺了黑人、印第安人、妇女和广大劳动者的选举权。这些歧视性条款虽然逐步被修改和取消,但那是广大人民斗争的结果,而且花了很长时间。如英国用了整整240年才使妇女获得与男子平等的选举权,美国则花了133年。直到今天,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仍规定选举人要有一定数额的财产,从而仍然限制着一些贫民的政治权利。

这种民主只能是富人的民主。竟选一个参议员要花400万美元,竟选纽约市长要花700万美元,里根竞选总统的费用竟高达8亿美元。普通老百姓花得起这笔钱吗?在第95届美国国会五百多名两院议员中,企业家金融家占95人,律师277人,却没有一名工人或农业工人的代表。而在我国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中,工农代表占23%,知识分子占23.4%,干部24.7%,人民解放军9%,合计占80%左右。

由此可见,民主就其本意而言,从来就不是指个人的民主,而是一种国家形式、国家制度,民主的本质在于它的阶级性。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几乎是写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宪法上的共通原则。从法律上讲,这似乎是人人平等的,但不要忘记:在今天的美国,占人口10%的富人拥有全国金融资产的86%、全部净资产的57%,而占人口90%的家庭只掌握剩下的14%和43%,那么神圣不可侵犯所提供的最主要因而也是更本质的保护,究竟是对谁而言、对谁最有利呢?这种完全不平等的经济现实,怎么会导致工人与资本家的真正的政治平等与人格平等呢?它的国会里怎能不是企业家金融家和代表他们的律师为多数呢?

中国的宪法也规定了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一、十二条）但它的前提是社会主义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就是说,社会主义民主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正因为它消灭了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和建立其上的阶级剥削和压迫,消灭了因此而产生的贫富悬殊的两极分化,才使全体人民真正平等地成为国家财富的主人。这种经济上的真正平等是政治上真正平等的基础,从而使社会主义民主成为有史以来最广泛最充分的民主。

这是就民主的本质、即谁当家作主而言。此外,民主还必须有一定的形式,即规定民主主体如何当家作主。它表现为一系列程序,和保证这些程序正常进行、不被破坏和滥用的各种法律,及其执行、监督的机构。

应该说,经历了漫长发展过程的资本主义民主在这方面已经相当完善,其中也不无值得借鉴的东西;而社会主义民主的历史还很短,还不够完善,而完善起来也要受国情制约。比如直接选举是比较高级的民主形式,但我国人口众多,1/6是文盲半文盲,广大农村还很落后,这就很难实行直接选举。

如同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所说:如果公民整日为生计忙碌,他就不可能有充裕的闲暇时间关心和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由此可见，我国人民拥有的最广泛的民主权利,受到落后的经济文化水平及由此决定的公民民主素质的制约。从根本上说,正是在这种基础上,出现了某些人民的代表和官员违背人民意志或科学规律的各种弊端,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87页）。

所以,民主又是一个过程,它应该而且必须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不断提高和完善。事实上,也恰恰是在国民经济发展最快、人民得实惠最多的改革开放10年中,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也发展得最快。我们修改了选举法,实行了差额选举、任期选举和人民代表的县级直接选举;1987年已有占全国总县数93%的1925个县实行了县级直选。我们实行了党政分开、权力下放的改革,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10年中新制定的法律有146个,行政和地方性法规497个和1220个,进展之快是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无法比拟的。

我们的国家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民主与专政,从来是须不可分离的,它们互为条件,互相依存。只有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才能对敌人实行有效的专政,并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样,只有对敌人实行专政,才能保卫和发展民主,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今天,作为专政对象的敌人,已经不再是作为整体的反动阶级。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由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但是,由于国内和国际的各种因素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间谍、特务、新老反革命分子,敌视社会主义的分子还在活动和产生,他们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除此以外,还有贪污受贿、走私贩私、投机倒把、盗窃公共财物等严重犯罪活动,都是新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同时,国家还要防止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侵略所以,我们必须坚持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它是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内容,是载入宪法的。有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才有宪法、法律的稳固和尊严,才有绝大多数人民的民主、自由和安宁。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完全新型的政党制度

我们已经说过,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治土壤上曾雨后春笋般涌现出许多政党和团体,多党制的议会民主的道路似乎在古老国度上露出曙光。

然而,就在1913年3月20日,当时最大的反对党国民党的领袖宋教仁,却被大总统袁世凯派出的刺客暗杀在上海车站,可怜这位踌躇满志地企图通过国会选举登上总理宝座的政治家,临死前还对袁世凯充满幻想,他口授电报说: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袁世凯才不要什么宪法、国会,在帝国主义列强支持下,他要的是独裁、专制,要的是洪宪皇帝!如同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一样,西方资本主义的多党议会制度在中国初露端倪,就被袁世凯给枪毙了。

蒋介石完全继承了袁世凯的衣钵。他鼓吹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张,连国民党内部的反对派领袖都敢囚禁和暗杀,哪里还要什么多党民主?

那时有个第三党,叫中国民主同盟,它主张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民主政治（中国民主同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45年10月)政治报告）显然,这是一个介乎于共产党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和国民党反动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之间的第三条道路。

但是,1945年底,民盟中央执委闻一多、李公朴先后倒在国民党特务枪下,接着数百名民盟成员又身陷囹圄。当蒋介石自信有足够力量消灭共产党时,就同时把第三党连同他们所幻想的第三条道路一起,淹没在全面内战的血泊中……

人心的向背又一次在正义与邪恶之间做出了选择。1948年5月5日,各民主党派、团体和社会贤达联合致电中共中央,响应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中央1948年5月1日发布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发出了这号召）的号召,做出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共同建设新中国的历史性选择。

如果以为这只是党派间的恩恩怨怨,那就错了。我们知道,现代政党是社会阶级和利益集团的产物；中国第三党所代表的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这些阶级实在是太弱小了;蒋介石的屠刀代表的则是国际帝国主义的意志,宣布了已经屡走不通的独立资本主义道路的死刑。面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个共同敌人,民主党派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那里才能找到广泛合作的政治基础。

这样,如果说民国初年小党林立的多党制很快夭折在袁世凯的独裁统治下,那么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一党独裁制的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诞生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三种,也是完全新型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参政制,它根本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两党制或多党制,也有别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党制,具有新中国政治制度的突出特点和优点。

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是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即政治领导,而不是组织领导。各民主党派既保持着组织上的独立,与共产党长期共存,又自愿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样,它们不是也不可能是西方政党制中的在野党或反对党;他们以政党为单位参加人民政协,提出议案和意见,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还直接参加国家政权、担任领导职务。因此,它们是新中国政权结构中不可缺少的参政党,是与共产党互相监督的友党;就是说,民主党派有充分的权利批评和监督共产党,又接受共产党满腔热忱的帮助,一同走社会主义道路。这种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亲密友关系,是当代世界新型的政党关系,是西方那种尔虞我诈、翻云覆雨的政党关系根本不可同日而语的。

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我们的政治优势所在

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真正成为自己命运和所创造的财富的主人,他们当牛作马时被压抑着的创造历史的巨大积极性和创造力就充分发挥出来了。如果说解放战争的胜利是支前大军用小车推出来的,那么建国初年一大批水利水电工程则是千千万万建设者用一柄柄铁锤、一把把铁镐和一根根钢钎敲出来的,大庆油田的钻塔也是绳拉、杠撬竖起来的……

历史不曾偏爱。一个起初只有57名成员的小党所以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的执政党,所以能够呼唤这个一穷二白的潜龙在短短四十年时间里腾飞于世界,靠的就是人民群众高度的政治觉悟,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苦干实干的革命精神。

这是我们的政治优势,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人类不仅创造了各种物质成果,即物质文明,同时也创造着丰富的精神财富;它表现为教育、科技、文化的发展和人民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如果说前一方面我们还落后于西方,那么,作为我国精神文明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则是世界上最科学最先进的意识形态;作为精神文明社会政治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又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合理最公正的制度。因此,社会主义理应拥有政治觉悟和思想道德水平最高的人民,拥有与资本主义本质不同的健康、丰富的精神文明,并使它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

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做的。她不但大力发展科学文化教育事业,而且高度重视政治思想工作,组成了遍及社会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的政治组织结构和思想教育网络,不断用先进的思想和科学文化知识武装人民。党的政治思想工作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教育群众懂得自己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并团结起来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奋斗,使个人利益服从群体利益,必要时不惜牺牲个人利益这样,曾经是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就形成了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共同理想,从而凝聚成不可抗拒的巨大力量。建立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之上的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与资本主义社会个人顾个人,上帝管大家有着天渊之别,是落后的中国能够迅速崛起的根本优势所在。

五、社会主义缔造真正的民族平等,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是各民族的共同愿望

我国有55个少数民族,占全国总人口8.0%,（此据第四次人口普查(1990年)数字计算。本节其他主要数字,除另行注明者外,均系1982——1985年统计数字,引自《当代中国人口》）而它们的代表在六届人大中占代表总数的13.5%,七届人大时为15%,即使只有几千人口的小民族,在各级人大也都有自己的代表。

如果说资本主义世界至今还严重存在这种或那种形式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那么,充分体现民族平等的第一个民族自治区,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前两年就已经诞生在内蒙古大地。现在全国已有民族区域自治行政区159个,其中省级自治区5个、自治州30个、自治县(旗)115个,总面积占全国国土的63.8%,（此系1988年统计数字,见《中国国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第18页）实行自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87%。民族区域自治是社会主义民族平等原则的具体体现,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国家基本政治制度。

中华民族是由居住在神州大地上所有民族组成的民族大家庭,所有少数民族都是这个大家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有民族区域自治地区都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国历史上一直是各民族交错杂居,今天各少数民族仍然分布在占国土总面积62.5%的广阔国土上,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格局长期的共同生活,使各民族间一直相互交流、共同发展,共同创造了统一的国家和历史文化。

我国50%的少数民族人口居住在边疆,各少数民族为保卫边疆、开发边疆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今天民族区域自治地区蕴藏着全国水力资源的52.3%、草原面积的89.6%、森林面积的37.8%、林木蓄积量的46%,而且大多尚未开发。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和后劲,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里的资源开发和经济文化发展状况。

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一般说来还比较落后,是新中国解放了大小凉山的彝族奴隶和康藏高原的百万农奴,使一些停留在原始社会末期的少数民族跨越几个社会形态,一步进入先进的社会主义。

40年来,少数民族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文化都有了很大发展。到1983年,少数民族高校、中学和小学在校生数分别比1952年增长了19.6、19.8和4.5倍,按每万人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计算,超过全国(721.8人)和汉族(739.8人)平均水平的少数民族已达14个,其中百万以上人口的民族有3个。

与1949年相比,少数民族地区医疗卫生机构增加了50.1倍,医疗床位增加86.1倍,专业卫生技术人员增加了115.2倍,人均拥有量已与全国水平接近。这些事实充分说明社会主义的民族平等是真正的民族平等;说明少数民族的发展离不开社会主义,离不开汉族的帮助,汉族的发展也离不开少数民族。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象爱惜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惜民族团结,爱惜国家统一和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本文选自《国情教育读本》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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