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顿》,亨利·沃利斯,1856. 泰特英国美术馆 维基媒体基金会)
最近,我一直在听保罗·西蒙(Paul Simon)的专辑《刻骨铭心》(Hearts and Bones)。青少年时期一过,我再没听过这张专辑,这还真是头一回。1983年刚一发行,我就买了,听了一遍又一遍。但是重温旧曲,尤其是专辑同名主打歌时,一个问题冒了出来:我怎么就旧曲重听了呢?这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为何意义如此深远?
《刻骨铭心》这首歌表现了一段感情结束时凄美力竭的挣扎,其中既混杂着对过往甜蜜时光的依依不舍,也饱含情变余波中对疲惫受创的生活的精神宣泄。初听这首歌时,我还是个少不更事的青少年,感情经历方面就是一张白纸;现在想来,十分好奇当时的心境。我想要的是快乐,是那种回顾过往的快乐(因为那时的我认为快乐代表着尘埃落定,一尘不染,令人心安);我想要的是忧伤,因为忧伤看起来是那么得成熟世故,温文尔雅。正如一个古老的笑话所说的那样,我要的是越过结婚直奔离婚的痛感。要知道我可不是第一个这么说的人——苦中有乐。
但是这个观点对么?确定无疑的是人们想要的是快乐。所有哲学思想(没错,说的就是你——功利主义在内)存在的前提都是无论身处何处,快乐永远不嫌多。全球幸福指数就是用来测量人们的幸福度的(丹麦排名第一)。在不丹,甚至还有国民幸福指数委员会(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Commission),该委员会有权审视政府制定的方针决策及资源分配是否明智合理。
快乐有时并不是坏事。然而奇怪的是我们并不想无时无刻都那么快乐。如果我们想要快乐,大多数人还是做得到的——毕竟我们身处西方国家,生活富足,取悦自己的法子多得是。悲伤有时理由充分,有时却是有意识或是下意识地感到悲伤——我们想要悲伤。也许存在这样一种意识——情感多变总好过一成不变,即使一成不变的情感状态是快乐。但我觉得悲伤的意义远不止于此。我们对悲伤的重视程度使得快乐看起来有点儿简单无趣。
悲伤能够唤起伟大艺术的创作灵感;身穿内衣裤,吃着冰淇淋咧嘴傻笑则不能。哈特雷·柯勒律治(Hartley Coleridge)(哈特雷.柯勒律治就是那个和威廉·华兹华斯齐名的英国湖畔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之子)在对忧伤的忧郁反思(Atrabilious Reflection upon Melancholy)一文中对忧伤大加赞美,认为和快乐相比,忧伤这种思想状态具有更加高尚的情趣。只有思想境界高的人才能体味忧伤,只追求肉体欢愉的人则不能,哈特雷·格勒律治阐述如下:
忧伤给与艺术家灵感的女神。她是是塔利亚(Thalia,希腊神话中的缪斯之一),她是墨尔波墨(Melpomene, 悲剧女神)。米尔顿(Milton,英国诗人)、迈克尔·安吉洛(Michael Angelo,音乐家)、斯威夫特(Swift, 英国讽刺文学作家)以及霍加斯(Hogarth,英国讽刺画家)都从忧伤中汲取创作灵感。所有天赋异禀的人都具有忧郁气质,喜剧艺术家更是如此。人(我指的是那些不是只有动物本能者)根据其忧伤类型,也许可以分为三大层次:追求无限,以自別于有限的人;在有限之物中追求无限的人;以及通过与无限的对比而贬抑有限之物的人。第一曾次的人包括哲学家和宗教家;第二层次的人包括诗人、恋人、征服者、守财奴,股票投机商等;第三层次的人包括讽刺家、喜剧家、各种爱开玩笑的人,愤世嫉俗者,以及憎恶女色者、享乐主义者和一般会吃爱玩的人。
格勒律治认为忧郁比快乐更加庄严。我觉得大多数人都存在这样一种认知——从根本上讲,快乐是一种傻瓜的愉悦;像前脑叶白质切除术一样令人变得痴呆弱智;又像是一个等着被爆的气球,任人宰割。不管怎样,和快乐相比,忧愁少了几分稚嫩,多了几分实在。忧愁给人的感觉更加真实可靠。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英国作家)在准备写《亚当·比德》(Adam Bede,1859年面世)之时,从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苏格兰评论家、讽刺作家)所著的奥利弗·克伦威尔的一生中摘抄了如下话语:他如此忧愁,不正表明他关心民间疾苦,能力超群,战无不胜么?忧愁正是一个人尊贵高尚形象的显现。
由于带有几分高尚精神的色彩,忧愁也许比快乐更加美好。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英国诗人)在1973年出版的钱(Money)一诗的结尾处写到:
我听见钱在歌唱。仿佛是在俯视。
要是对拉金所著诗歌进行整体研究,《极度悲伤》不失为一个好题目。当然,定会有人对此诗做出如下反应:等一下,菲尔:你其实不是在说‘景色悲凉’你的意思是‘我实在是太难过了’。街道、教堂、整座小镇都明朗美丽。而你透过长落地窗向下看,心中满是悲伤,和此景毫无关系。谢谢你,她们不用对你的忧愁负责。即使存在这样的读者反馈,拉金的成就也无法被抹杀,因为他诗歌的精髓就是:写景并不是去描写贫民窟、运河,抑或是教堂本身,而是借此描绘高格调的忧愁。
忧愁究竟为何应当是优雅的、吸引人的?表面看来,忧愁正是应当从人类进化繁殖中消除的情感,同时也是人们择偶时的大忌讳。哪种女性会放着喜笑颜开的伴侣不选,而去找一个愁眉苦脸的对象?当然要是这么说的话,段首的问题就有些荒谬可笑了;好像和莫里西(Morrissey)相比,我们真的更乐意和海绵宝宝那型人喜结连理似的。事实并非如此。但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你宁愿和前者共度时光呢?
若抑郁(depression)是缭绕在脑海中的乌烟瘴气的话,高格调的忧伤(sadness)则更似孔雀开屏,呈现出龙胆草蓝和浓郁的海洋绿色彩。
是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在1872年出版的《人类和动物情感的表达》(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一书中提到悲伤在所有文化中具有相同的表现形式。悲伤这东西无处不在,试着从进化论角度对其进行解释着实叫人跃跃欲试。唉,只可惜人类学和进化论在该领域的著作几乎都一股脑儿地聚焦于抑郁,不过这不是本文要谈的内容。我可以十分负责任地告诉你高格调的忧伤和抑郁之间的差别就好比醉酒微醺和患了伤寒之间的差别。许多进化论理论都推崇过抑郁的高适应值,但是据我所知还没有一个理论试图表明过这一观点——抑郁是能给人带来乐趣的。
若抑郁(depression)是缭绕在脑海中的乌烟瘴气的话,高格调的忧伤(sadness)则更似孔雀开屏,呈现出龙胆草蓝和浓郁的海洋绿色彩。这一论断也是世界通用的么?对于这个问题,人类学未给出确定回答。然而一些引人联想的文化环境早已不言自明。日本人说的「物の哀れ」(物哀观,字面意思是感物生情),所形容的正是这种忧伤;以蓝调之名从非洲传到新大陆的,正是這種朴素且缠绵悱恻的音乐传统;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Claude Lévi-Strauss,结构主义人类学创始人)在巴西发现,并封裝进他那本描写其巴西游历的《忧伤的热带》(Tristes Tropiques,1955)书名里的,正是融力量、活力、怜悯、忧伤于一体的混和物;维吉尔(Verigil,古罗马诗人)笔下的埃涅阿斯,當他回首坎坷過往,前眺荊棘满途时顿悟于心的,正是sunt lacrimae rerum这句话,它在拉丁文中意味着物之泪,万物皆有泪,它诉说的不是悲伤与绝望,而是五味杂陈的尘世之美(《埃涅阿斯纪》,1:462)。
当然了,给我这里所讲的悲伤做一个成本效益分析也不是不可能。我们可以认为这就表明上述个体有能力,有闲情逸致,感情也足够敏感,这些使得他们能够尽情在悲伤中沉沦。说到这就不得不提及进化论科学家口中的累赘原理(the handicap principle),该假说最早是由以色列进化论生物学家扎哈维(Amotz Zahavi)于1975年提出来的。累赘原理是说诸如高原鹿巨大的角、孔雀开屏等具有炫耀性的生物体征是十分有用的,正是因为他们成本高昂,惹人注目,很明显这也是体征所有者的不利条件。他们是在用这种方式诉说:我这么强壮有力,基因如此优质,对异性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也就有资本带着这一显而易见的美丽劣势跋涉前行。
根据这套理论模型,悲伤就是一种消耗,且惹人注目。皱眉与微笑相比需要牵动更多的肌肉,也许这就是重点所在。人们具有挥霍资源的资本正是通过挥霍资源这一行为本身来显现的。因此傻人能乐呵活着,毫不费力;而心怀悲伤地生活则要耗费更大的力气。
同样地,这一分析仍旧未能显现出悲伤这一情感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不是其高昂的成本,而是其悲怆的美感。快乐也能美好悦人,但是悲伤却能带你到达快乐不曾知晓的美丽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