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作为现代意义的对外交往中心，起点在东交民巷，时间是1860年。
东交民巷在元代原名江米巷，是南粮北运的交通要地，因而得名。彼时，商贾云集，交易频仍，连海关也设置于此。明成祖永乐皇帝迁都北京，重新规划北京城，都城规模向南扩展，划入内城。正阳门外建立棋盘街，将江米巷分为东西两段，西边称为西江米巷，东段则称为东江米巷。明代以来，朝廷在此设置礼部、鸿胪寺与会同馆，负责主管与接待朝贡的外族、外国使节事务，仅有藩属国安南、缅甸、朝鲜与蒙古得以居住于四夷馆，清朝改称为四译馆。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俄国使节来北京谈判中俄通商，获朝廷恩准。俄国于是在东交民巷御河桥西建俄罗斯馆。这里成为俄罗斯使馆前身，但当日并非使馆性质,仍然是一个商贸机构。乾隆、嘉庆年间,东交民巷也曾建有供外国使臣临时居住的迎宾馆，,按照清朝条例,不许外国使节长期居住，一般使节们只能在此住40天。1793年，经过10个月的航行，英使马戛尔尼率领的庞大使团带着开拓东西贸易的梦想来到北京，就住在会同四译馆里。
咸丰十年(1860年)，清朝被迫分别与英、法、美、俄国签订《天津条约》，规定各国可派公使常驻北京，各国公使纷纷来华，觅地设置使馆，所得使馆面积不等。后至者为互相照顾而不愿与先来者的馆址远离。既然容纳外国驻使，清朝也不愿见其散居各地。于是各国使馆聚集于正阳门、崇文门之间内城地区，即在商民杂居的东江米巷。这一地区先后建立了英、俄、德、法诸国的使馆，东江米巷随之更名为东交民巷。
1901年，清朝政府和11国签订了《辛丑条约》，划定使馆界，确定南到东城根、北到东长安街、西至东交民巷西口(户部街)东到崇文门大街。清朝政府一度要求保留祭祖的堂子和衙署为办公之用，列强只答应保留吏、户、礼部和宗人府，其余一律搬迁。各国将使馆区道路，也改称外国名，并用外文书写，东交民巷就改名Legation Street(使馆大街)。
西方列强在使馆区内大兴土木。英国使馆原来就占据了御河桥西岸的梁公府和肃王府的一部分,《辛丑条约》后，又占据了翰林院的位置，成为东交民巷规模最大的一所使馆。日本使馆建在詹事府原址上，俄国使馆在原来基础上又占据了工部和兵部等衙门的旧址，意大利使馆占用了堂子和肃王府，葡萄牙占据了板库等地，荷兰占了石工厂和澡堂子，澳大利亚占用的是镇国公荣毓的官邸。美国的花旗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英国的汇丰银行、日本的正金银行、俄国的华俄道胜银行等涌入东交民巷。中国人则被禁止通行，除非付费，直到1949年。 俨然是北京的太上政府。
由于义和团事变刺激，列强开始在使馆区周围广筑高墙，上面设置炮台、碉堡,下面挖有壕沟，墙上则有瞭望孔和枪眼。在出入口设有铁门、岗哨，由各国派军队驻守，因南面有城墙、护城河做为屏障，东北西三面一切障碍均被拆除，便于守卫和兼做操场之用，东交民巷俨然为国际兵营。直到进入民国，德奥两国驻军在巴黎和会后撤退，俄国则在1917年苏联成立后自动撤退，英国在1940年撤退，日美意法驻军权则在抗战胜利后收回。
东交民巷使馆区也成为展示西方物质文明和工业技术的窗口。陈宗蕃看到使馆区银行、商店，栉比林立，电灯灿烂，道路平夷，也不得不慨叹赞美。东交民巷使馆区是北京城的一个孤岛，它强烈的现代气息，对外国侨民和本地中上层人物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 东单富人居住区、王府井商业区、西交民巷银行街相伴出现。下层民众则被迫居住在市政落后地段或工作场所附近。可以说,使馆区的出现，重新划分了北京城的城市空间。
民国初期，东交民巷仍然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段祺瑞掌权、末代皇帝溥仪出宫，每一次重大事件的发生，中国的最高统治者都要尽力获得东交民巷的支持或者默许之下方敢行动。
1927年国民党政府成立后，定都南京,各国使馆相继迁往南京，东交民巷自1860年以来所构筑的错综复杂的外交权利场随之迁移。尽管东交民巷依然还控制在各国政府手中，但却丧失了往日的辉煌。伴随着东交民巷的落寞，北京也真正从一个古都转变成为了一个故都。
1949年10月10日，苏联罗申的到来使得东交民巷又开始恢复了往日的活力，直到1950年代后期东交民巷仍是作为驻华外交官的住所。与中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一些国家，继续在东交民巷建立使馆。苏联还在原来的俄使馆，东德取得德国使馆，缅甸则得比利时使馆，而匈牙利继承奥匈使馆。东交民巷东边，在德国使馆兵营所在地则建起了一座新侨饭店。
截止1964年1月，法国与新中国建交，至此共有32个国家经谈判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设新使馆区迫在眉睫，周恩来总理提出把使馆从城里迁出,集中建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国门外使馆区和三里屯使馆区相继开始建设。在建外大街北侧、日坛公园西南侧的使馆区被称作第一使馆区。1957年初步建成,占地约60公顷，建有各类使馆41座，容纳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第二使馆区又称为北使馆区，建设于1960年代初期，西方发达国家使馆云集此处。